编者按：《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一文，来源于《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作者叶成城）。文章旨在从国家与市场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革命会对大国竞争逻辑产生何种影响，试图思考如果斯特兰奇见证这个数字时代的巨大变革，她会如何“重塑”其理论和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数字时代主要技术特征以及数据、硬件和算法所构成的最核心的数字资源。第二部分从国家和市场的视角分析数字时代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结构性权力的来源。第三部分以中美关系为例，分析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大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焦点。第四部分简要总结全文并讨论上述理论框架所带来的启示。
     因版面所限，文章分两部分进行转载，本期转载第一部分生产方式与科技水平：后工业时代的国家权力和第二部分数字革命背景下国家权力结构的四个维度 。

内容摘要：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模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数据、硬件与算法已成为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构成了国家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包括对用户数据的获取能力、智能算法的编写能力与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数字资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冲击并革新过去的结构性权力。具体来看，数字时代的结构性权力可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分别包括网络安全和智能武器开发、平台经济和智能生产、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和数字媒体的信息传播。随着中美力量接近，中美在各个领域的数字权力竞争都有所加剧，其中以数字跨国企业和产业链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在网络安全和数字主权货币方面的竞争，而在数字媒体领域爆发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尽管数字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但在长期仍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当前数字资源的分布决定了中国要坚持“东亚优先”的数字地缘战略，积极推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原文如下：

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一）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决定两者关系的正是权力。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仅仅探讨谁掌握权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解权力的来源。讨论权力来源显然不能够脱离具体时空情境，因为在拥有不同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时代，权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政治权力直接来自对生产的控制权，生产过程的内在发展形势受劳动力分配方式的影响，而争取控制生产过程的斗争由技术所决定。技术条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时期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不同，从而导致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逻辑的差异：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业时代，强调陆权和征服；在以工业原料为主要生产资料、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时代，则更在意海权与市场；而在以数据、硬件和算法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后工业时代，则要重视数据收集和人力资源。
   因此，本文旨在从国家与市场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革命会对大国竞争逻辑产生何种影响，试图思考如果斯特兰奇见证这个数字时代的巨大变革，她会如何“重塑”其理论和分析框架。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侧重于在理论层面提出问题和概念而非给出明确的答案，侧重于提供分析框架而非实证研究或政策分析。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数字时代主要技术特征以及数据、硬件和算法所构成的最核心的数字资源。第二部分从国家和市场的视角分析数字时代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结构性权力的来源。第三部分以中美关系为例，分析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大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焦点。第四部分简要总结全文并讨论上述理论框架所带来的启示。

一、生产方式与科技水平：后工业时代的国家权力   
    如果将18世纪的蒸汽革命视作第一波工业革命、将19世纪的电气革命视作第二波技术革命、将20世纪后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视作第三波技术革命的话，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第三波半技术革命”，即数字技术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三波半技术革命”，是因为当前的数字革命实乃20世纪下半叶信息革命的延续。信息革命让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使得电子设备的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小、性能更强、成本更低。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引发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此次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全新的生产资料——数据。二战后人类经历了从信息时代到数字时代的飞跃，最直接的表征是数据的量级经历了数次飞跃。
     第一阶段从1970年代初到1995年，出现了早期的互联网，主要用于政府或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最早的计算机网络架构师们为在线交流制定了可接受的规则、习惯和执行工具。
     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2010年代，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国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商业化。这一时期计算机网络是产生和获取数据的主要渠道，出现了以亚马逊、谷歌、脸书、奈飞等为代表的商业互联网公司，它们通过分析用户从浏览到购买的各类数据以提升用户体验，从而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用户转化率。在第二阶段末期，数据开始逐渐成为生产资料，但其价值还未得到国家层面的足够重视，仅有少数敏锐的科学家和评论家认识到它的革命性价值，如图灵奖得主詹姆士·格雷将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并列为实验范式、理论范式和仿真范式之后的“第四范式”。
     第三阶段从2010年代开始至今，人类逐渐进入数字时代，数据作为生产资料开始应用于各行各业。过去的数据生成主要限于计算机，而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电话、汽车、冰箱、工厂、医疗设备等诸多电子设备和传感器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海量数据，网络搜索、电子商务、社会媒体、科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海量数据迅速累积，为人工智能的飞跃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过去无法被利用的“数据废气”被挖掘出潜在的价值。传感器和电子设备将大量过去无法获得的信息数字化，最终通过数据分析和应用不断提升设备的智能化水平。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被广泛应用，近年来开始出现云储存、自动驾驶、区块链和物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
     具体而言，数字时代的主要资源可以分为数据、硬件和算法三个方面，即对用户数据的获取能力、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与智能算法的编写与应用能力。

第一、数据成为生产资料，蕴含重要商业和战略价值

数据化开启了一场“寻宝游戏”，数据隐藏着未被发掘的价值，成为有价值的公司资产、重要的经济投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基石。而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会产生巨额的利润，故而可以一定程度上将数据视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农作物和化石燃料的“能源”和生产资料。电商平台通过预测消费行为精确管理库存、媒介平台为用户匹配合适的对象、社交媒体为用户预测感兴趣的内容，以及注意力平台（门户网站、报纸、博客）则通过精准广告投送将用户的注意力加以货币化。同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一样，数据的提取也需要能源，海量计算会消耗大量的电力，最为典型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挖矿”。因此，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和运用就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权力来源，即“数字权力”。

第二、尽管许多数字产业被视为“虚拟”产业，但这些数据需要以硬件为载体，包括从最简单的数据储存到高性能的半导体和运算架构以形成算力。一方面，数字存储成本的降低和容量的上升是触发“数据大爆炸”的必要条件。在1980年1GB储存空间的成本是19.3万美元，到1985年是10.5万美元、1990年是1.12万美元、1995年是1120美元，而到2015年之后其平均成本则低于0.05美元，并且随着云存储的兴起，用户得以在硬盘之外有了更多的存储空间，为存储越来越多的数据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在硬件方面，大型数据集中呈指数级增长，意味着人工智能算法受物理处理器数量的限制。随着电子设备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硬件生产力成为重要的数字权力来源，尤其是核心元件的自主开发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仅仅依靠理论研究和大量的资本投入就能在短期内获得突破，而是要靠在工艺流程上的长期探索与积累，故而时常成为新兴国家数字权力提升的重要瓶颈。

第三、基于数据和硬件所形成的智能算法及其应用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基于有限数据及时做出恰当概括的能力，其应用领域越广，用最少的信息就能更快地得出结果，也就可以视作是越发“智能”。在多数情况下，机器学习程序的创造者不可能通过观察它们复杂和不断进化的结构来解决问题，这些程序不依赖人类来指导它们如何解决问题，反而拥有迅速超越其创造者的能力、解决人类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过去一直把建立高效的算法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但最近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的“知识瓶颈”可以在许多应用程序中通过机器学习而不是手工编码的知识工程来解决，前提是要有足够多的数据进行训练。各类网络所蕴含的大数据为机器学习和算法优化提供了用来训练的大量高维度数据，在相同的初始算法下，用于训练的数据体量会对最终的效率产生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结合上述三个层面来看，未来掌握大量数据和半导体工业基础的国家会在数字时代竞争中获得更多的数字权力。对于前者而言，这些国家可以利用庞大的用户数据前期在训练机器上进行深度学习，未来可能会在生物信息识别、人机互动界面以及自动驾驶等智能决策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对于后者而言，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精密仪器生产能力的国家更具优势，因为从半导体产业的特征来看，工艺复杂并且高度依赖高精度机床，后发国家很难短期内在芯片、光刻机、集成电路等领域进行“弯道超车”。

二、数字革命背景下国家权力结构的四个维度   
     数字革命可以视作第三波技术革命的高级阶段，数字时代同样延续了20世纪后期的体系环境。理解数字革命与早期信息革命之间的关系是解析当前国家权力结构的基础。在当前体系中，美国仍是霸权国，具有最强的军事力量、货币主导权、生产能力以及国际话语权，而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信息化的趋势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在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维度。数字时代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数字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在国际竞争中日益重要，从而赋予这四种结构性权力以新的时代特征。因此，通过重新修正斯特兰奇关于国家与市场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构造一个理解当前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的分析框架。

图-1 数字时代的国家间权力与竞争方式

本文在斯特兰奇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数字权力”（digital power）的概念。如图-1所示，硬件、数据和智能软件构成数字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国家的数字权力是一种形成和决定各类数字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即国家通过结构性框架来创造、占有和运用数字资源，以及促进／阻碍他国创造、占有和运用这些数字资源的能力。数字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而非联系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它是一种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构造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或国家与公司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它可以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

（一）安全结构

数字安全权力源自能够威胁他国安全或生产的能力，数字革命对国家的安全权力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环境受到技术进步和战争性质变化的影响，新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等，这些技术确保美国可以打赢未来的战争。人工智能颠覆了军事现状，能将不同传感器的数据加以融合使用，将分散的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网络战争的进攻性能力，并且使用各类自主作战平台形成统一所有领域（陆、海、空、网络和空间）的作战理念。
     网络战和自动武器系统的发展正在冲击国家安全结构和数字生产过程。国家之间的网络联结成为海陆空天之外的“第五维度”，但也由此而引发相应的安全问题。国家或个体可以通过逻辑炸弹、病毒、蠕虫、包嗅探器和获取击键记录等方式，对他国进行渗透甚至破坏物理设施。网络领域的敏感性和模糊性，导致网络攻击引发误判的概率往往高于常规武器，使其经常成为国家间安全竞争的重要议题：

第一，随着数字技术迈向自动化，人工智能可以对网络攻击所涉及的任务进行自动化处理，攻击者可以利用不断增长的深度强化学习，实现高精度和大规模的攻击。目前一些防御措施难以抵御智能化的攻击，因而在网络安全领域进攻方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网络领域缺乏战略纵深空间，它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出现或消失，受害者往往要在缺乏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对攻击来源做出判断。由于网络攻击的门槛较低，任何个人或公司都可从事这类活动，攻击者的身份、动机都非常模糊。但国内因素又迫使国家要对数字间谍活动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反应往往较为激烈，这也加剧了数字间谍活动的战略后果。

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自动武器系统来增强常规武器的能力。一些分析人士将人工智能的反应速度和规模描述为一场军事革命的先兆，未来可能会触发全球AI军备竞赛，甚至改变战争的性质：

首先，智能算法无论在战术还是战略上都能极大地扩展和辅助国家的决策与行动力，如筛选侦查图像、处理后续报告、整合信息、提供战争形势分析，同时它还能够武装军用机器人的大脑、帮助其保持方位、适应地形和进行军民识别等；

其次，用智能算法装备部队是“占优策略”，这些趋势可能导致大国争相对其能力进行智能化改造，造成智能军备竞赛，并增加对国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诱惑力。同时，军事人工智将来有可能加快战争的速度，甚至使机器的行动超越人类决策者控制，导致局势失控和引发大国冲突。

总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国家的安全结构，安全领域的数字权力对于国家的研发资金和工业基础存在极大的依赖。因此，尽管小国或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使用部分低成本的网络攻击或无人机，但是以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智能化是大国的专利，未来通过各类新型数字技术来重塑安全环境的国家将获得决定性的战略优势。

（二）生产结构

生产权力在于决定生产什么、由谁进行生产、使用何种组合进行生产以及报酬的分配。数字技术革命对于生产结构的冲击在于，它影响了具体的产品、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生产结构受到数据、硬件和算法的影响，硬件生产能力、应用能力和庞大的用户基础都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来源。当前，数据日益被国家视作重要的战略资源。各国逐渐重视数字主权，越发在意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和数据的独立性、控制性和自主性。
     美国高度警惕中国企业获取其用户数据，欧盟也同样通过立法来保护其数据不被美国公司所滥用。同样，中国2021年6月通过《数据安全法》，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和安全审查等制度，严格管理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民生、重大公共利益等的国家核心数据。由于获取他国用户的数据正变得日益敏感和更为困难，因此拥有庞大智能移动电子设备（尤其是手机）用户的国家在当前国际竞争中具有天然的“数字权力”优势，这些国家得天独厚，据有可以训练智能机器的资源，更利于在应用层面发展高效算法。在算法和硬件层面，目前来看，数字革命带来的结果是市场权力向国家转移，促使跨国公司“再主权化”。
      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变革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它们从特定市场转向为多个或全球性市场进行设计和生产，使国家权力部分向跨国公司转移。但随着数字资源的主权化，国家对算法与硬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不断增加，生产领域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反而成为数字权力的来源。由于彼此产业链的高度依赖，一旦尝试“技术脱钩”，那些拥有更多不可替代性技术的国家就会对产业链下游国家造成更大伤害。故而，生产领域的竞争凸显了跨国公司的国籍特征。传统互联网公司不断向上游渗透，加入新型智能硬件设备和服务制造等新型领域的竞争，通过布局新型智能硬件制造和推进研发内部化，力图牢牢控制高附加值环节，带动行业的深度纵向整合。企业利益进一步与国家利益重合，高科技跨国公司在开展跨国业务时愈发受到母国与东道国“政治正确”的规制，国家对技术的理解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技术主权观念，高科技跨国公司与母国之间的“捆绑”由此亦愈发明显。因此，传统互联网巨头在日益加剧的数字竞争中被母国无形地赋予了国家使命，如获得在底层技术上的优势、取得对核心数据的控制权、保障重点产业链对于他国的反制能力等，从而确保母国在数字时代的经济安全。因此，具有强大且“主权化”的数字企业也是当前数字权力的重要来源。

（三）金融结构

 国家在金融领域的权力来源于两个方面，分别是支配信贷和国家间货币兑换的权力。信贷主要存在于市场层面，货币兑换权则是在国家层面，而以数字支付系统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金融技术则从这两个方面影响到金融结构。
      在金融领域数字化初期，电子支付系统是早期平台最为核心的业务之一，且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支付的主流。2018年美国、英国、中国和瑞典等国的现金支付比例已经下降到一半以下，中国的网络支付用户规模从2016年底的4.7亿人上升到2020年底的8.5亿人，使用率则从64.9％上升到86.4％。数字支付的普及使得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大量的资金沉淀获利，还能够积累大量用户的消费行为与支付数据，并根据大数据更为精准地进行放贷，从而侵蚀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的权力。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则进一步在货币汇兑等领域冲击传统金融结构。
     区块链是一种拥有交易记录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其数据库由所有网络节点共享，参与者就共享数据库状态的更改达成一致，而不需要去信任任何网络参与者或管理者。第一代区块链技术在金融层面的应用以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为代表，其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不可更改和消除的安全属性。而数字支付系统则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系统的应用，它可能会成为“货币互联网”。区块链货币的核心功能是以物联网连接机器的方式连接金融，其中任何交易都可以在个人间两两进行。这种去中心化、点对点的加密货币允许支付直接从一方发送到另一方，而无需经过金融机构认证，并且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采矿”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由于加密货币的支付系统具有成本低和灵活性较强的优势，它可以在各国法币和其他各类加密货币之间进行转换，且不受交易时间限制。加密货币通过支付处理器来支付商品的费用为1％，而传统的支付方式如信用卡则需要2％—3％。居民还可以通过购买本国数字货币然后将其转化为他国货币的方式来规避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因而，加密货币出现后，会对传统主权货币体系造成一定冲击，中美等主要大国一直存在如何限制数字加密货币的讨论。然而，由于存在交易速度慢、波动性过高等缺陷，加密货币使用率仍然远低于传统货币。当前出现了介于传统货币和无监管数字货币之间的折衷路径，即主权国家监管下的数字货币。
     在私营机构缺乏宏观视角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监管。一个集中的系统可能比多个不受监管的私人系统更安全，并且主权区块链具有更强的能力来打击黑客和防止欺诈。主权国家监管下的数字货币可能会引发数字货币从“去中心化”到重新“中心化”的趋势。主权区块链建立在一个封闭的、由国家控制的系统中，并拥有一个由国家提供的强大治理层，该层位于区块链之上，并有权对其进行修改。这一变革正逐渐引发国家间的货币主导权竞争。国家如果可以在数字加密货币上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订权，就可以打破现有的货币汇兑体系，建立一套高效率和颠覆性的新型金融制度。这也是国家未来在金融领域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
     （四）知识结构信息快速传播是数字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带来新变化。
     在信息时代，权力正在转移到“富有信息”者而不是“富有资金”者手中。知识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源于两方面，一是产生知识的能力以及话语权，另一是传播和确认知识的能力。数字技术革命对于前者的影响在于，智能翻译和传播技术加速了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而对于后者的影响则在于社交媒体可以通过真假莫辨的信息操纵舆论，并影响国家内外的政治进程。

一方面技术革命导致国家间的交流更为频繁，智能翻译和传播技术扩大了国家间知识性权力的不对等

知识性权力需要国家的主导文化和理念更接近于普遍性的全球规范、拥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对如何解释问题有更大的影响力。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输的成本，通过广播和电视广播进行公共外交的日子业已过时，然而信息的丰富又会导致“注意力稀缺”，社交媒体算法的设计就是为了吸引关注，与过去相比，国家的声誉变得更加重要，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往往以建立和破坏信誉为中心。人工智能正逐渐打破过去阻隔交流的语言屏障，智能翻译软件的日益成熟让弱国的民众可以凭借较弱的语言基础，便可获取西方的书籍、媒体乃至电影，软件的“图片识别＋智能翻译”功能正逐渐消除语言带来的阅读障碍。
     当今世界，信息革命改变了国家能够控制的幅度，低廉的信息流动引起信息渠道的巨大变革，国家更加容易被渗透。而对于传播能力较弱的边缘文化群体来说，大量信息的广泛传播还导致国家内部意识形态受到更强的外部冲击，带来政治安全层面的风险。
     在未来，SpaceX等高科技公司所发展的卫星网络技术会进一步打破全球范围的信息壁垒，“星链计划”通过1.2万颗近地轨道卫星提供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届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知识将可能面临同台竞争。优质的内容生产本身就是知识权力的重要来源，技术革命则加倍放大了上述知识权力。

另一方面数字革命加快了知识传播速度，并在信息层面引发了“去中心化”趋势

由于数字媒体的爆发式增长，基于网络2.0技术的社交媒体日益丰富，并开始嵌入整个社会与政治过程之中，推特、脸书、微信、微博、抖音等各类社交网络和视频网站都带有一定的自媒体功能，从而造成信息层面的“去中心化”。过去民众需要通过由精英控制的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来获取信息和进行动员，如今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新型信息的载体，在特定时机下大众创造的信息同样可在知识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信息革命也使微观层面的互动更为频繁，给国内治理带来新的挑战，最典型的案例便是“阿拉伯之春”，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居中起到了重要的传播和动员作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其所谓民主选举过程很容易受到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影响，竞选双方时常指责对方用定向发布虚假信息等方式赢得投票，或者怀疑外部力量通过影响信息传播的方式干预其内部选举过程。因此，拥有和影响庞大社交媒体用户是知识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
     （五）小结

数字技术革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深刻地影响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表-1所示，数字技术革命赋予结构性权力以新的时代涵义：

在安全层面，维护网络安全、掌控智能武器是数字时代安全权力的重要来源；

在生产层面，掌握用户数据和拥有强竞争力的数字高科技企业，决定了数字时代生产权力的强弱；

在金融方面，掌握互联网金融和主权数字加密货币越来越成为金融权力的重要组成；

在知识层面，掌握信息传播工具和能够影响用户偏好的国家，则拥有更强的知识权力。

 （待续）
         备注：第三部分数字权力与中美数字竞争和第四部分结语将在下期转载。敬请期待。

来源：《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 作者：叶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