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27日，本网转载了由作者叶成城先生编写，《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刊发的《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一文中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中已经阐明，文章旨在从国家与市场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技术革命会对大国竞争逻辑产生何种影响，试图思考如果斯特兰奇见证这个数字时代的巨大变革，她会如何“重塑”其理论和分析框架。作为后续部分二，接续转载第三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内容主要是以中美关系为例，分析在数字革命的背景下大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焦点。第四部分内容主要是简要总结全文并讨论上述理论框架所带来的启示。
      内容摘要：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模式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化。数据、硬件与算法已成为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构成了国家的数字资源。数字资源包括对用户数据的获取能力、智能算法的编写能力与核心硬件的研发能力。数字资源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开始冲击并革新过去的结构性权力。

具体来看，数字时代的结构性权力可分为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分别包括网络安全和智能武器开发、平台经济和智能生产、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和数字媒体的信息传播。随着中美力量接近，中美在各个领域的数字权力竞争都有所加剧，其中以数字跨国企业和产业链领域的竞争最为激烈，其次是在网络安全和数字主权货币方面的竞争，而在数字媒体领域爆发冲突的风险相对较低。尽管数字技术革命在短期内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但在长期仍会强化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中国一方面需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向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当前数字资源的分布决定了中国要坚持“东亚优先”的数字地缘战略，积极推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国家与市场的逻辑

（二）

三、数字权力与中美数字竞争

数字技术革命对于结构性权力进行了全新的定义，这也使得数字时代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出现了新的内容和现象。网络安全、平台经济、数字加密货币以及社交媒体分别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影响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数字时代全球范围内的权力不平等总体呈上升态势，以数据、硬件和智能应用软件为代表的数字资源主要集中于中美等主要大国，也即大国拥有更为先进的智能武器，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社交软件、数字货币支付等领域中美都领先于其他国家，因而中美数字科技竞争成为当前大国技术竞争中最重要的话题。这种竞争既包括提高自身能力以获取更多数字资源，也包括阻碍竞争对手获取数字资源。

     
      但是，中美在这四个领域权力竞争的频率和风险不尽相同，因而需要结合数字时代的背景进一步深化斯特兰奇的理论，通过类型学区分来展示这些领域间的内在联系。

作为数字权力来源的数据、硬件和算法这三种数字资源——其中硬件和数据推动了智能算法和应用的形成（见图-1），因而表-2用硬件依赖程度的高低和数据流动性的高低这两组二分法区分四种结构性权力。数据流动性高意味着国家间互动频率更高，反之亦然。

在安全和知识领域，国家可以通过部分物理隔绝等方式来阻碍数据流动，数字脱钩的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而在生产和金融领域，大国之间互相依存更强、难以实现脱钩，因而存在高频互动，也意味着会有更多摩擦和相对较弱的可控性。而硬件依赖程度主要用于衡量国际竞争中的潜在风险：

在知识和金融领域，更多依靠算法、理念以及用户体验等软件创新，对硬件的技术门槛依赖度相对较低，技术遏制的致命性相对较低。而安全和生产领域对硬件的依赖较高，硬件可以成为关键卡脖子技术，严重威胁另一方的安全和发展，因而潜在的风险更高。本文第三部分将用具体案例讨论中美在各领域的科技竞争。

（一）中美在安全领域的数字竞争

由于智能武器主要存在于战略层面，许多设想的未来前景仍处在研发或初步应用阶段，当前中美在安全领域的数字竞争主要集中于网络安全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10—2013年的问题形成时期，中美两国尝试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部分共识。
     2010年前后，网络安全真正成为中美商讨的重要议题，当时美国正式成立了网络司令部，奥巴马政府开始在大量场合就网络安全问题向中国施压。2013年6月两国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开始就网络安全进行合作，中国成立网络事务办公室同美方进行沟通。尽管中国此间遭受不少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但在“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前，中国也并未将这些攻击视作政府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2013—2017年，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开始出现竞争

2013年6月，斯诺登揭露了美国滥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对各国进行监听的丑闻，这一事件也让中国意识到美国宣扬“互联网自由”背后所隐藏的网络间谍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巨大隐患。2014年2月，中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2014年，美国指控五名中国军人为网络间谍，试图在网络空间实施“长臂管辖”，中美网络安全竞争加剧。但这一阶段中美之间的竞争仍然停留在外交层面，即美国使用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制裁、点名和羞辱，并未上升到战略竞争层面。中国也同样以外交方式进行回应，在2014年5月发布了《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指责美国的网络间谍行为危害全球网络安全。此后中国进一步意识到网络主权的重要性，在2015年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草案，规定要“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惩治攻击破坏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境外组织和个人”，表明了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的决心。尽管竞争加剧，但在这一阶段美国仍未试图进一步升级竞争。2015—2016年，中美举行了三次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在打击网络犯罪等问题上仍存在共识，即便在特朗普上台之初，中美仍然部分保持沟通。

第三个阶段从2018至今，中美网络安全竞争上升到战略性竞争层面

2018年以来，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转向奉行先发制人战略。美国《2018年国防部网络战略》指责中国“不断从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窃取敏感信息，正在侵蚀美国的军事优势和经济活力”，对美构成“长期的战略风险”，并提出了“前置防御”的概念，强调在网络危害发生前先发制人｡在这一战略理念指导下，网络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独的技术､法律或外交问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加大协同的背景下，美国推出《2021战略竞争法案》《无尽边疆法案》《捍卫美国法案》等一系列涉华法案，进一步在网络安全领域施压中国｡这些措施也促使中国进一步强化数据安全，在网络安全政策中出台更多防御性措施，包括通过《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数据管理和安全评估｡同时，中国在2020年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重申各国有责任和权利保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数据及个人信息安全｡
       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矛盾不断积聚，很大程度源于中国实力不断提升后美国所产生的焦虑｡英国媒体在2021年推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指数，用于衡量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创新和实施水平，其结论是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实力最强（100分），中国虽然总体实力（62.92分）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在政府战略､运行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已具有部分优势，并且明显领先于第三名英国（40.93分）｡谷歌前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则认为，尽管当前美国相对于中国仍然具有优势，但在十年后中国将在超级计算机､5G基站数量上远远领先美国，并且可能在经济规模上超越美国｡尽管中国在安全领域提升能力引发了中美结构性矛盾，但需要看到的是，大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竞争仍然相对可控，美国主要是以经济制裁和司法起诉为主｡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美国的这些措施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愿意让冲突升级，不会将大规模网络攻击或者军事行动作为报复性选项｡

（二）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数字竞争

数字生产的跨国特征和数字主权的边界性之间的冲突，促使国家在生产领域展开竞争｡中美的生产竞争关键在于以公司为抓手､较之对手获取更强的数字资源并将其用于生产的能力｡当前中美两国的竞争遵循从市场到国家的逻辑，最初主要集中于软件应用层面，但随着中美力量对比逐渐接近，并伴随国家行为的介入，数字竞争开始蔓延到数据所有权和硬件生产｡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数字竞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谓2004年（尤其是2011年后）到2018年前后的中国国内市场竞争

其代表性案例包括阿里巴巴与eBay和亚马逊中国的竞争､腾讯旗下QQ与微软旗下MSN以及华为与苹果的竞争｡腾讯的份额从2003年的74.3%上升到2009年的84.4%，而MSN的份额则从2003年的11.2%下降到2009年的4.6%；淘宝的份额从2003年的7.8%上升到2009年的86.4%，而eBay的份额则从2003年的72.4%下降到2009年的4.6%｡西方科技巨头在中国市场失败的原因众多，有研究者曾通过访谈予以总结，具体包括在中国强制推行全球商业模式､不适应本地基础设施和用户行为､对中国团队没有信任和授权､无法应对本地企业的竞争，等等｡

以亚马逊为例，亚马逊在2004年通过收购在线电商卓越网进入中国市场｡与其中国电商对手相比，无论是差异化产品还是在物流和营销方面，亚马逊都缺乏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做法，因而无法在激烈竞争之中获得优势｡亚马逊中国在中国B2C市场的份额从2012年的15%降至2018年的不到1%，主要市场份额都被阿里巴巴和京东占据，最终被迫退出中国电商市场｡在这一阶段基于市场层面的竞争中，依托庞大且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企业能够及时调整和更新算法，更细致地推出符合本土用户需求的数字产品，在应用层面并不输美国数字平台巨头｡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从2018年开始至今，中美数字企业竞争开始涉及硬件､数据和产业链方面。关于市场份额的竞争开始也从中国市场扩散到全球市场，最终使生产结构的竞争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企业开始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渠道，阿里巴巴的云服务和电商平台､腾讯的通信和游戏业务､华为在手机和通讯领域的技术都不亚于美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合作也处于对等或强势地位｡上述变化，让中美在科技产业上的固有合作模式发生改变，开始趋向于竞争｡而跨国公司容易成为母国进行国际产业链竞争的一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地缘竞争，美国则开始动用司法管辖等国家机器打击美国企业的商业竞争对手，甚至作为盟友的法国也未曾幸免｡当美国开始在高端智能手机､芯片和通讯技术等领域采取更激进的国家行为后，中兴和华为等中国数字企业率先受到冲击｡中国在21世纪初几乎无法在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动网络技术领域拥有发言权，但是随着华为技术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中国开始获得标准制定权｡

2016年，国际移动通信标准化组织3GPP确定将华为的Polar码（极化码）作为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的控制信道编码方案｡2018年，美国司法部以违反制裁禁令为由调查华为，并在2019年起诉华为，此后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70家关联企业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禁止其获取使用美国技术的元器件和产品，并且通过“长臂管辖”迫使半导体企业停止对华为供应芯片｡拜登政府延续了上述打压政策，2021年3月收紧了向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证，进一步限制向华为供应可用于5G设备的产品｡到6月份，拜登政府修改了特朗普签署的13959号行政令，扩大了打击范围，禁止所有美国投资者购买或投资美国政府认定为（包括华为在内的）有中国军方背景的50余家公司｡这一系列打压限制举措对华为在全球范围内的智能手机和通讯业务造成严重影响｡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从2012年二季度的3.3%曾上升至2020年二季度的20%，相比之下，苹果从2012年二季度的23%下降至2020年二季度的13.5%，但随着美国对华为制裁生效，到2020年四季度，华为的市场份额迅速下降至8.4%，而苹果则上升到23.4%｡

总体而言，在中美数字科技竞争早期，美国对限于应用层面的数字平台企业之间的竞争尚不敏感｡由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一个国家从创新中致富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贫穷，但是，当竞争涉及高科技竞赛的战略影响时，一方得益显然是另一方的损失｡在面临他者产业崛起的挑战时，美国政府就会动用经济外交手段打压对手，通过与企业联合打造一个基于技术､金融与市场的全球产业生态系统，确保美国的产业控制地位不受挑战｡

（三）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竞争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区块链的重要作用在于以较低成本实现不同货币之间的转换，从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当一种无需国际中介机构就可向终端用户提供数字交易的官方交易媒介出现后，这种货币可能很快成为国际交易的主要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只能开发本国与之竞争的主权数字货币，并推动在国内使用这些货币｡然而，在主权国家区块链金融出现后，国家间的货币竞争并未明显加剧，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竞争相对缓和，主要原因是两国数字货币的发展路径存在一定差异，中国发展央行数字货币，而美国则是通过商业公司来发展稳定币｡
     中美在金融领域的数字竞争源于2019年前后｡过去美国的金融优势在于提供美元债务､国际支付和货币兑换体系，这一体系主要依赖建立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之上的全球跨境结算支付系统｡对中国来说，由于美元在金融领域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优势，人民币几乎很难通过建立一套替代性制度与其竞争，因而人民币国际化障碍重重｡而数字技术革命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即以央行数字货币的形式来回避上述体系，实现储备资产､跨境支付和国际债务计价方式等功能｡自2017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相继完成兑换流通管理､互联互通､钱包生态三大主体功能建设｡2019年末，开始分两批在11个城市试点，截至2021年6月30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132万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累计交易7075万余笔､约345亿元｡中国的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EP）在国内市场的开发和试行，标志着中国朝人民币国际化的既定目标又迈出了重要一步｡DCEP初期不会对现有银行体系造成太大冲击，仅仅改变全社会支付和使用现金的习惯和方式，但从中长期看，不仅将颠覆全社会征信体系，而且将重塑银行体系，搭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架构，重构全球跨境资金支付规则｡不仅如此，它还将使中国处于主权数字货币的领先地位｡

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约有71%的企业表示有使用或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意向，这意味着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逐渐被接受，也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对冲美元霸权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取得的初步成就，美国开始意识到未来可能的竞争｡如民主党众议员比尔·福斯特在国会敦促美联储加快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研究｡但美联储目前认为扰乱其控制的系统没有先发优势，因为超过60%的外国银行储备以及近40%的世界债务都以美元计价｡2020年2月，美联储理事莱尔·布雷纳德曾表示，美联储正在开发自己的24小时实时支付和结算服务，但美联储目前尚未有实质性行动｡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对此态度相当摇摆和犹豫，一方面表态不禁止加密货币，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像中国那样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更重要的是，把它做对，而不是做第一个｡”目前美国主要通过商业公司的加密货币作为美元体系的补充｡商业公司在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同时，试图改进比特币波动过于剧烈的缺点，从而提供一种中心化资产抵押发行代币，即锚定特定或者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币”，其中较为知名的稳定币包括脸书的“天平币”（Libra）､摩根大通的“摩根币”（JPMCoin）和贝宝的“贝宝币”（PayPalCoin）等｡但由于监管机构犹豫和反对，多数稳定币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脸书为例，它在2019年6月公布了Libra构想，尝试将其用于全球电子支付场景，但很快遭到各国监管者的激烈反对，在国会也遭到猛烈抨击｡扎克伯格在国会为此项目辩护时声称，如果扼杀了Libra，美国可能在加密货币竞赛中输给中国｡此后，脸书将Libra改名为Diem，并且表示将一篮子货币改为以美元为基础，但仍一再推迟计划，至今未能发行数字货币｡需要看到的是，尽管美国目前态度消极，中美尚未形成激烈的数字货币竞争，中国暂时获得部分领先优势，但未来美国仍可能卷入其中，加剧竞争，因为数字货币与其他传统金融工具之间的互操作性会给非参与国带来外部性，这些溢出效应会越来越多地将其他国家纳入这场数字货币冲突｡

（四）中美在知识领域的数字竞争

知识领域的竞争涉及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由于物理上的相对阻隔，中美在知识领域的竞争烈度和互动频率较低，也更隐蔽化，迄今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10—2016年美式自由主义观念扩张时期，中国希望增加更多监管，美国则倡导“互联网自由”。

在知识结构中，中美最早的争端是2010年谷歌以“遭受网络攻击”和“网络审查”为由退出中国，此后中美对此愈发分歧｡2011年9月，中俄等国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文件，就维护信息和网络安全提出一系列基本原则，强调各国不应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实施敌对行为､侵略行径和制造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亚当·谢加尔认为，这可能与互联网的自由原则不一致，因为美国不仅关注网络安全，还关注“信息自由流动对封闭威权国家内部的影响”，最典型的案例是推特和“阿拉伯之春”｡2012年12月，在迪拜举行的世界国际电信会议上，国际电信联盟就国际电信条例重开谈判，但仍未达成有效共识，主要问题是美国及其盟友反对政府对互联网进行监管｡此后较长时间，中美在一系列国际场合都未能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而美国主要社交媒体巨头如脸书和推特也始终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个阶段：是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至今，美国逐渐意识到互联网过度开放的安全风险，并认定中国对其构成部分意识形态风险。

一些研究表明，虚假新闻可能影响到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例如《自然》杂志一篇文章认为，0.1%的人分享了近80%的假新闻来源，但最终有27%的人获取过相关的假新闻｡此后，美国一直未曾停止对外国力量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美国情报机构在多次评估后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为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造势，并削弱了希拉里·克林顿的优势｡同样在2020年大选前后，特朗普内阁的成员也曾指控中国试图破坏美国的选举设施｡尽管美国也出现了中国试图干预美国大选的阴谋论，但美国官方情报机构没有采信上述观点，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调查结论认为，中国没有干预美国大选或向任何候选人及政党提供资金｡与此同时，美国对华批评也开始从阻碍互联网开放逐渐转向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

2020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责中国“实施数字监控和输出数字监控技术，并利用新的影响力来塑造数字领域的规则”，认为这与美国使用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目标背道相驰，建议美国“联合盟友开放和部署中国5G技术的替代方案，限制中国恶意监控技术和数字威权主义的传播”｡拜登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则更为具体地提到民主国家面临的新威胁，包括跨境侵略､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数字威权主义等｡部分美国智库也开始建议美国打造一个“西方数字联盟”，以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由于仍主要限于社交媒体问题，中美在知识领域的竞争短期内不会演变为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在这方面，中美双方互动频率相对较低，话语竞争不像在生产和安全领域那样迫切，并且拜登政府推动针对中国的价值观联盟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难｡但风险较低并不意味着这一领域不重要，事实上更广义的知识竞争还包括知识和理念的创新，涵盖从大数据､区块链到元宇宙等数字理念的发展｡长期来看，大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需要知识和理念创新先行，这种创新可能比硬件生产工艺和数据所有权等问题更加根本｡

（五）小结

数字技术革命发生在2010年左右到2019年前后，中美数字竞争范围和风险都大幅上升，中美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竞争：第一、中美在生产领域的潜在风险和频率最高，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打压；第二、在安全领域，美国不断因网络安全问题而对中国施压，对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竞争潜在风险较高但仍然可控；第三、在金融领域，中国推动的主权数字货币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尽管尚未发生实质性冲突，但冲突一旦出现则可控性相对较低；第四、在知识领域，由于相对的物理隔绝且双方暂时对国内政治趋于谨慎，短期内尚不会爆发大规模冲突。

四、结语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时代，它是继农业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新形态｡数字技术革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领域重塑了结构性权力，也为新时期中美大国竞争增加了新内容，即中美在网络安全､数字企业､数字货币和社交媒体等领域都在展现不同程度的竞争，而竞争的差异也给未来中国的数字战略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整体战略上看，中国要努力打造“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数字思维将取代地缘政治思维，成为影响大国决策的主要战略思维｡数据是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资料，不同于农产品或工业原材料，数据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可共享特征｡短期来看，国家对于数据流动的规范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数字竞争的必然选择，但长期来看，数据不可能完全主权化，而是要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进一步实现互利共赢与推动技术创新｡因此，中国要致力于构建人类数字命运共同体，推动数字领域的“去安全化”，在有序､开放､安全､和平的原则下，在中美之间探寻利益共同点｡

其次，从数字权力的来源来看，中国需要从自身数字权力的特点和优势出发，推动国际数字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用户群体，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构成了中国蓬勃发展的庞大消费市场｡庞大用户和以手机为代表的传感器数量是中国数字权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首次以科技前沿国家的身份获得技术革命的红利｡中国拥有海量的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培养了诸多拥有优秀应用算法的世界顶尖公司，因而在网络安全､数字平台企业､生物信息识别､互联网金融和数字加密货币､理解用户偏好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数据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各类跨国公司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需要将自身的数字资源转化为规则和制度，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积极建设和创新发展符合当前生产方式的各种多边合作架构，从而实现中美之间基于规则的良性数字竞争｡

再次，从数字资源的地缘分布来看，中国应当奉行“东亚优先”的数字战略。东亚地区拥有最为密集的人口和电子设备用户，同时也是重要的硬件设计､生产和代工的基地，拥有台积电､海力士和三星等世界顶尖的半导体企业｡中国需要将未来的战略重心放在东亚，加强同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的合作，积极维护地区繁荣与稳定，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在相对短板的硬件生产方面，面对美国的限制打压与技术瓶颈，中国需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韧性，克服当前东亚合作中的非结构性问题，以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努力推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打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长臂管辖”和技术封锁｡

最后，从数字竞争的具体议题来看，中国需要区分不同层面的竞争关系，差异化地推动中美在数字领域的协同治理。

在生产领域，中美互动的频率和潜在风险都比较高，中国需要不断加强产业结合的研发能力，增强对美国法律和国际规则的理解，避免“美国陷阱”和“科技脱钩”，同时增强战略定力，等待美方迫于经济压力而放松限制｡

在安全领域，中美互动频率较低，潜在风险较大，因此需要保持畅通的热线机制，对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以及高边疆等重点问题实施风险管控｡

在金融领域，中美互动频率较高而潜在风险较低，在中美金融实力差距仍然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应避免释放试图以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取代SWIFT系统的信号，而是先在美国可接受范围内将其作为当前国际汇兑体系的补充｡

在知识领域，中美互动的频率和潜在风险都相对较低，冲突也更为隐蔽，中国需要同美国国内政治保持距离，同时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应对美国的偏见和污名化，避免走向意识形态的剧烈对抗｡

来源：《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 作者：叶成城